CBDB Seminar

                                                                                      October 18, 2019

2019年10月18日，Liu Zheng 刘正教授造访哈佛，报告他的研究“内藤湖南和中国史学界的互动及其影响”。刘教授总结了内藤湖南从小学教师走向记者、再转而为大学教授的生平经历。通过具体事实，揭示了内藤史学和中国历史学界的互动及其对后者在上古史、隋唐史和清史研究的巨大影响。

首先，刘教授介绍了内藤湖南的生平，将之分为三个时代：“记者时代的内藤湖南”、“文化间谍时代的内藤湖南”与“汉学家和史学大学时代的内藤湖南”。“记者时代”是内藤湖南的学术萌芽阶段，由于接触佛教，1887年他在一个佛教报刊当记者。其后又分别在《东京电报》、《日本人》工作，这些报刊都有很强烈的政治色彩。在“文化间谍时代”，内藤湖南受日本外务省委托，带着军事目的来中国搜集文物、文献，这一举动为他的学术研究提供了便利。最后是“汉学家和史学大学时代”。1907年，内藤湖南成为京都帝国大学文科大学新设立的东洋史讲座的第一任讲师。1909年9月，升任教授。1926年退休，仍笔耕不辍。

介绍完内藤湖南的生平，刘教授又论述了内藤史学和中国历史学界的互动，将之概括为五点：

一是“内藤史学对中国商周历史研究的影响”。内藤湖南曾多次与王国维讨论甲骨文，对王国维写作《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有所启发，详见《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序》。

二是“内藤史学的中古贵族制说对中国隋唐史研究的影响”。内藤湖南认为宋代是中国历史变化的中枢，其时的贵族制度成为了制约皇权的一个有效杠杆。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唐宋变革而宋清一体的“近世说”。“隋唐贵族制”和“宋代近世说”影响了中国对隋唐制度的研究。陈寅恪“新宋学之建立”、“宋代学术之复兴”的观点，与之相近。

三是“内藤史学对中国敦煌学的研究”。内藤湖南曾发表《敦煌发见之古书》长文，并派遣弟子来京调查保存在学部的敦煌文书。他对史料搜集和研究，奠定了敦煌学的各个研究模式和研究基础。

四是“内藤史学对中国历史学界章学诚研究、清史研究的影响”。内藤湖南在中国搜罗到了章学诚《文史通义》的刻本，对其进行研究后，编写了《章实斋先生年谱》，肯定了章学诚创建方志学的学术史意义。这一举动引起了胡适的注意，掀起了胡适对章学诚和清史研究。

五是“内藤史学的文化中心移动说”。内藤湖南根据清朝学者赵翼的“气运地气说”、“经世致用”的主张，提出了“文化中心移动说”，认为中国文化下一步将移动到日本，由日本来振兴，并将之称为“日本的天职”。

战后，由于内藤湖南所建立的内藤史学充满了浓厚的国家主义色彩，遭到了野原四郎、增井经夫、池田诚、五井直弘、增渊龙夫等新一代日本史学理论家们的尖锐批判。但是，在远离了日本军国主义的战后，内藤史学作为京都学派的核心组成，还是得到了国内外的中国历史学界的肯定和深入研究。

主题报告结束后，CBDB项目组成员结合自身研究情况，与刘正教授进行了讨论交流。

Writer：Hu Yuzhang

Editor:  Liu Yunou